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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合作

2017-9-24 18:37:00

摘要:同樣是跨體系的國際合作,“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踐在尊重文化多樣性、促進文化間對話、建設和平文化和諧的目標上是一致的。一方面,教科文組織創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制和框架能夠為“一帶一路”建設倡議在文化領域的國際合作提供思路;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建設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目標,又使得《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貫徹實施能夠落在比較扎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之上。

作者簡介:朱剛,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審查機構成員、中國民俗學會非遺項目評審工作團隊(任期2015-2017)成員和辯論代表。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西北民族地區傳統歌會研究”(項目編號:16BZW186)的階段性成果。

“一帶一路”構想是我國提出的一項重要的綜合性區域合作框架,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方面內容構成。一般認為,“一帶一路”是在世界經濟增長受阻的基本背景下,我國提出的一項以推動經濟全球化為目的的國際區域合作模式。[1] 該倡議最早由習近平主席于2013 年9 月訪問哈薩克斯坦和10 月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先后提出。此后,隨著2014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2015 年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的召開,特別是在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之后,“一帶一路”開始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國內外熱議的核心詞語。經過不到四年的發展,與該倡議相關的經濟建設和理論成果已經大大超出了預期,吸引了相關沿線國家的積極參與。目前,作為一項對于當代國際政治具有重大影響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仍是國際社會熱議的焦點之一。國內外討論的議題主要圍繞該倡議提出的目的、實施的意義以及面臨的挑戰等層面展開,強調該倡議是以經濟合作為基礎,以人文交流為先導,政治上開放包容的一種合作理念。[2]

“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應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設想,本身就是跨越國家、地域,以開放、平等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合作倡議。“一帶一路”在文化學意義上的指代應該是“絲綢之路”。歷史上,絲綢之路打通了亞洲大陸之間的聯系,它既是世界史發展的核心,又是世界幾大文化的母胎。但是,為絲綢之路命名的首先是西方學者,而且在中國的史書中找不到為這條道路命名的記錄。正如費正清所言,在“中央為本位、四方為蠻夷”的“中國中心主義”范式之下,中華帝國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不會意識到在遙遠的西方還有一條貿易通道,以及通道背后那些同樣強大的主權帝國。因此,中國的統治者就沒有任何動力去探索“天下”之外、來自海洋文明的發展機遇。[3]這充分說明了絲綢之路背后以“朝貢體系”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以及東西文明之間的交融和分野。1821 年,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西域置行省議》的奏折,建議在新疆設置行省并且探索通往印度洋的通道。龔自珍的建議在當時具有超越時代的前瞻性,已經頗具從海洋的視野出發討論內陸及周邊地緣政治重要性的宏闊眼光。他已經意識到內陸和海洋之間的關系在當時發生的轉變,預見到海洋成為西方的內海、西域必須納入中國行省這兩種未來布局之間的內在聯系。有學者甚至認為,《西域置行省議》大概可以被視為“一帶一路”設想的前奏。[4] 但是,清代的統治者抱殘守舊,面對內憂外患,仍然采取加強內部統一性、拒絕外部聯系的策略,將一個跨體系的多元帝國變為內外分明的“民族—國家”。[5] 以史為鑒,“一帶一路”將陸海絲綢之路相結合并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同時上升到國家倡議的層面,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6]

根據中國政府權威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一帶一路”建設倡議的主要宗旨在于力圖為實現沿線各國的經濟合作與繁榮,加強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的和平建設。不可否認,“一帶一路”倡議的政治和經濟布局是重點,聚焦于打通“亞洲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的合作與交流,促進沿線國家間的關系及維系地緣政治。[7] 也因此,國際社會在積極評價、高度贊賞的主流話語之外,也存在著憂慮、疑問甚至是誤解,甚至還有一些不恰當的類比與勾連[8]。但是,出現一些雜音恰恰也說明,其中,有的如果僅從政治或經濟的考量來理解“一帶一路”倡議,那么習近平主席述及的“共同體”的概念就被“省略”了重要的一個維度——文化。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愿景與行動》中明確指出,要全方位推進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9]這即是說,“利益共同體”的前提不能缺少“文化包容”的基礎,這是“一帶一路”倡議中至關重要的意涵,明顯區別于所謂“馬歇爾主義論”、“中國中心論”、“朝貢體系論”等將歷史經驗與當代實踐相混淆的臆說之見。本文的寫作,嘗試分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下簡稱“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理念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內在關系,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國聯合申報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開展的情況,特別是那些有益于文化包容、共同體建構的實踐,以期在現有經濟、政治合作的主流話語中,增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維度和國際合作的相關經驗。

  一、“一帶一路”倡議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內在聯系

站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立場看,教科文組織實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舉措與“一帶一路”倡議中“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理念,其實具有內在一致性,或者說兼容性。教科文組織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或簡稱“非遺”)具有全人類共享的特性,不主張任何群體或個人聲稱對于文化遺產的所有權和獨占性,而是從地區、國際合作的角度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人類創造力以及跨國界、跨族群的文化間對話。這些重要共識都與“一帶一路”倡議中“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主旨暗合。反過來說,正是中國政府對于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在當代展示出的基本特點及其發展態勢的敏銳把握,高瞻遠矚地提出“一帶一路”這一綜合性區域經濟、政治、文化合作框架,才使其具備成為國際社會合作體系之“最大公約數”的潛力和張力。

在教科文組織1972 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下稱“1972《公約》”)的基礎上,2003 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下稱“2003《公約》”)將國際社會文化遺產保護的關注點引領至非物質的層面,重新界定并反思了國家與遺產的關系以及遺產的國界和所有權等重要議題。在這個意義上,物質遺產保護中的“真實性”(authenticity)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遺產價值的認定方式,從原來由專家、學者、權威機構、國家等掌握話語權的“西方中心主義”范式被放棄,而轉向了由“社區、群體和個人”為核心的“東亞范式”(以日本的“無形文化財”概念和日韓的“人間國寶認定制度”為核心并兼及亞洲、非洲、美洲及大洋洲的文化多樣性)。這就意味著,雖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仍是聯合國公約框架下締約國之間的互動與合作體系,但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定的主體轉換為擁有相關遺產的社區、群體或個人,并且該遺產應該是活形態的,具有相關文化意義和社會功能,能夠為相關的社區、群體和個人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實現人類文化的代際傳承并促進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創造力。

教科文組織通過遺產的名錄申報體系即《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優秀保護實踐名冊》與“國際援助申請”,來實現2003《公約》的基本宗旨,即保護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尊重相關社區、群體或個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地方、區域和國際層面提高人們對保護這類文化遺產及其重要性的認識,開展國際合作并提供國際援助。[10] 應該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約體系,雖然針對的是過去被忽視的以非物質形式存續的文化遺產,但是其自身的工作性質更多是一種實踐層面的文化保護活動。雖然該公約的出臺植根于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初衷,并為捍衛全球范圍內因現代化進程等多種因素而面臨消失風險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采取了一系列相關舉措,其間在文化遺產領域也有一系列由教科文組織引導的重要事件和各成員國幾十年來的遺產保護實踐作為共同行動的大背景,但是從公約的精神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理性研究應該只是各種保護舉措中的一個方面,且側重于對保護本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社區、群體和個人參與的前提下,通過非遺的活形態傳承和實踐,維系遺產項目自身的存續力,使其能夠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進程中為相關遺產持有者群體提供認同感和連續感。也就是說,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國際公約的框架下,主要是通過締約國內部的保護活動以及締約國之間的合作來實現具體非遺項目的保護和發展,并從整體上提升非遺的可見度,從而深化人類自身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要性的認識,積極開展文明之間的對話,實現尊重、保護并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目標。應該說,上述實踐理念與“一帶一路”設想中關于文化包容、平等合作的相關訴求其實是無縫對接的。

教科文組織2003 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相對于其他聯合國系統的公約仍顯得“年輕”,但該公約對“社區、群體或個人”之中心地位的強調,及對非物質形態的“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10]的關注,都使其與任何一項現有的國際法或國際公約有著絕不相同的訴求和設計。也就是說,在最難把握的不具有物質形式的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上,教科文組織已經摸索出了一整套實踐機制,能夠通過締約國的內部和外部實踐,對遺產項目的存續力提供更大的保障。這套機制的核心就在于“社區”(包括群體和復數的個體)對于遺產的認定和保護的中心地位。再回到公約第一條對于公約宗旨的陳述:(一)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尊重有關社區、群體和個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三)在地方、國家和國際一級提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相互欣賞的重要性的意識;(四)開展國際合作及提供國際援助。這四大宗旨揭示了該公約主要以地方、國家和國際三個層面為開展行動的維度。雖然加入該公約的實體是教科文組織的相關成員國,締約國成為在國家層面實施公約的主要責任方,但是,在該公約中,這三個層面之間發生聯系的方式,才是公約的要義所在。[12] 其背后的邏輯在于,對于非遺的國際性保護,例如列入名錄、定期報告、實施國際援助等,能夠提高社區內部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要性的認識,同時也能在國家層面確保并推進相關保護計劃的實施。在此,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系顯然十分重要,這也是該公約不同于其他國際法的創新之處。

2003《公約》第三章規定,締約國要編制遺產清單(如中國的四級名錄保護體系),并在社區、群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下,確認領土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制訂相關的保護措施。因此,公約在總則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的基礎上,再次強調了“相關社區、群體或個人”才是其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定的主體,而國家層面的保護舉措以及清單編制等與保護相關的行動都需要在社區全面參與的前提下實施。“自下而上”是描述該過程和關系的一個特別貼切的詞語,當然在方法論意義上,這也應該是一個“去中心”的過程。[13] 當某個遺產項目進入國際社會的視野時,那么地方與國際層面之間的關系和互動就產生了。但是這里有兩個方面的后果,一是全球范圍內對于遺產價值的認可和相互欣賞,二是全球化有時也意味著對于遺產項目存續力的威脅。在下文中,我們將介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上的實踐和經驗,為“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文化合作提供理論參考。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以多國聯合申報為例

教科文組織2003《公約》秘書處編制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備忘錄》指出,作為該公約的宗旨之一,國際合作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中之重。[14]《實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下稱“《操作指南》”)第一章對“多國聯合申報材料”的提交有若干具體規定,其中述及:“如果遺產項目存在于一個以上締約國領土之上,則鼓勵相關締約國聯合提交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多國申報材料。”(第13 段)還進而指出,應該優先評審多國聯合申報項目(第34 段)。[15]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第七屆常會的一項決議指出,由于各種現實和歷史原因,國際社會共享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案例可謂不勝枚舉。[16]構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踐、表現形式、口頭敘事、知識、技巧等,很多時候都以相似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國家。有時,生活在國界兩邊的不同族群可能共享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遺產。或者,同一個民族被劃定為不同國家的居民,再有歷史上或者晚近發生的移民現象,使得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人類群體共享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遺產,這種情況也比比皆是。雖然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需要締約國在項目申報、計劃實施的過程中保證相關社區、群體和個人最大限度的參與,但是在多國聯合申報的案例中,由于各締約國的主權意識,也由于各國不同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下保護文化遺產的做法大相徑庭,因此締約國之間缺少一定的對話與合作機制,不能確保共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定能夠以跨國合作、聯合申報的方式加以申請。所以,雖然跨境共享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象隨處可見,但是在委員會通過的“代表作名錄”和“急需保護名錄”中聯合申報的項目案例僅占較小的比例。

2003《公約》設計的“代表作名錄”和“急需保護名錄”兩個體系,實際上沿用了1972《公約》的系統。列入“代表作名錄”,意味著遺產項目在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可見度的提升。列入“急需保護名錄”,則表示遺產項目正處于面臨威脅的境地或處于瀕危的邊緣,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協助相關社區恢復實踐頻率,擴大實踐范圍,并確保其存續力。采用名錄體系的做法,第一是為了鼓勵締約國建立國家或地方的遺產清單系統,對其領土上的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均加以保護(與1972《公約》不同);第二是為了確保締約國在社區、群體或個人最大范圍的參與下,制訂并實施針對具體遺產項目的特定保護措施。《公約》第十一到第十五條對此有明確說明,這也是社區(包括群體和個人)在《公約》框架下具有中心地位的重要證據。從公約精神出發,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否能取得效果的最大化,取決于社區是否能夠全面參與遺產的確認,以及保護措施的制訂和執行。因此不論地理的分布如何,社區的整體都應該納入到遺產的申報中,這應該是多國聯合申報在公約意義上的依據。

據統計,“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84 個國家(含中國),共有258 個非遺項目入選教科文組織的名錄體系。[17]在所有30 項聯合申報的項目中,有29 項列入代表作名錄,1 項列入優秀保護實踐名冊。有意味的是,這30 項聯合申報中有20 項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合作的項目,占所有聯合申報項目的三分之二。這里,我們按列入名錄的年份、項目名稱及聯合申報的國家名稱羅列如下:[18]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雖然共享相同或相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世界范圍內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是多國聯合申報在“一帶一路”國家之間似乎更具有可行性。這自然與傳承千年的絲綢之路帶來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有很大關系,同時也說明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文化領域上具有國際合作的潛在空間和可能性。

以中國與蒙古國聯合申報的“蒙族長調民歌”(Urtiin Duu:Traditional Folk Long Song)為例,其成功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為跨界共享的非遺項目申報和聯合保護提供了可資參考的路徑。2008年一共有90 個項目列入“代表作名錄”,2001 年、2003 年和2005 年由教科文組織宣布的三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在公約生效后自動轉入該名錄;中蒙兩國共同申報的“蒙古長調民歌”于2005 年被宣布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2009 年,中蒙在呼和浩特聯合召開保護蒙古長調協調會,標志著該項目列入“代表作名錄”后,兩國政府共同制定的十年保護計劃正式開啟。回顧該項目的申報過程,首先是中國有關部門考慮到教科文組織鼓勵聯合申報的精神及聯合申報不占申報指標的優勢,通過外交途徑主動聯系蒙古國政府,表達了聯合申報的意圖,同時建議兩國互派申報考察團商議申報文本的準備。雖然溝通的過程不如預想順暢,但由于聯合申報是中蒙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國政府有關部委、領導對此十分重視,利用各種途徑及資源從中協調,積極促成了中蒙兩國聯合申報協議書的簽訂。兩國于2005 年6 月向秘書處提交了聯合申報書,同年11月該項目被宣布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此后,由雙方共同組成的專家組在中蒙兩國聯合開展了田野調查,整理、收集了五百余首蒙古長調民歌,并對長調的歷史發展、傳承現狀、傳統曲目等情況進行調研,針對各地不同情況提出相應的保護建議。蒙古族文化屬于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類型,雖然沒有大型的人文建筑和景觀,但其口頭傳統十分發達,史詩、民歌、說唱、故事等民間文類一應俱全且特色鮮明。按照教科文組織以社區為中心的方法論,即使遺產擁有者分布于中國、蒙古國甚至是其他國家,也應該將其認定為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共同體”(cultural community),進而從整體上考慮該遺產項目對各地傳承社區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功能。應該說,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開展國際合作的先例,在中蒙“一帶一路”的建設中,既是可資借鑒的成功個案,亦是展開更廣泛合作的信心來源。

“一帶一路”國家聯合申報的20 個案例(見上表)都值得進一步深入其申報文本尤其是保護措施去進行逐案分析。毋庸置疑的是,這些成功的聯合申報大都基于遺產擁有者所屬的社區在歷史、文化上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共享相同或相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在現實中又居住在不同的地理疆域,如果不通過文化保護項目上的國際合作,是不可能以文化共同體的身份,在國際法的范疇內確認其遺產的價值并對遺產加以管理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常說2003《公約》為國際合作確立了一個有特殊意義的準則性框架。

  三、多國聯合申報的挑戰:沙士木卡姆音樂的啟示

前文述及,在教科文組織列入相關名錄和名冊的429 個非遺項目中,僅有30 項屬于多國聯合申報,占比不到0.07%。郭翠瀟的文章通過逐年統計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是:“聯合申報項目占比不大,但呈現上升趨勢;聯合申報項目的國家明顯增多,中亞國家、阿拉伯國家聯合申報合作密切。”[19] 實際上,除了具備相應的人力資源和財政資源等條件外,從組織申報的程序上看,多國聯合申報往往比獨立申報要復雜許多;而遺產項目列入名錄之后,此前聯合提出的保護措施是否能夠得以實施,更是面臨著種種挑戰。在前文述及的“一帶一路”國家的20 項聯合申報項目中,我們不妨對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聯合申報的遺產項目“沙士木卡姆音樂”(Shashmaqom Music)作一個案分析。

該遺產項目于2003 年被宣布為第二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2008 年自動轉入“代表作名錄”。由于兩個締約國之間歷史上的雜居、交融,以及蘇聯解體后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文化、政治上的矛盾和沖突,該遺產項目在國際合作的層面展現出前后不太一致的動向。塔吉克人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公元9 世紀時建立了以布哈拉為都城的薩曼王朝,長久以來就與烏茲別克突厥部族雜居,但一直維持著以塔吉克語為主要標志的民族認同。近代,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政策徹底改變了中亞的歷史版圖。以民族為邊界和認同的政治化進程,催生出了中亞的五個自治共和國。塔吉克共和國加盟蘇聯之初,隸屬于烏茲別克共和國,1929 年升級為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塔吉克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其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在文化上開始尋求民族文化和歷史的自我建構。[20]從深層次來看,塔烏兩國的矛盾和爭議,主要還是蘇聯中亞民族國家劃界之消極后果的歷史遺留問題,或者說是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能源及利益之爭。[21] 拋開國家政治之間的較量,兩個民族間彼此通婚、關系融洽,也有大量人口居住于對方領土之上。兩個族群的國家意識大于民族意識,這也是2003 年兩國能實現聯合申報的主要原因。

兩國聯合申報之際,烏茲別克斯坦已有“博遜地區的文化空間”于2001 年被宣布為第一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而2003 年塔吉克斯坦僅有“沙士木卡姆音樂”這一個共享的項目入選。在烏茲別克斯坦,有關文化遺產的討論只要涉及民族和地域,就會充滿爭議,雖然其官方的口徑宣稱其民族認同具有族群和地域上的包容性,并且與教科文組織倡導的文化多樣性的概念相一致。有學者認為,塔吉克文化在很多方面需要依托于烏茲別克文化,才能使其遺產在全球范圍得到確認。[22]值得注意的是,沙士木卡姆音樂聯合申報時,烏茲別克斯坦第一次在國際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中表達了其與塔吉克文化遺產密不可分的論調。在申報書中,我們也能看到有關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享相同的音樂形式,僅僅是使用的語言有所差異的表述。這與現實中烏茲別克斯坦意識形態中有意剔除其與塔吉克文化的關聯有較大區別。1929 年以來,文化與遺產一直都是兩國爭奪的主要對象。布哈拉、撒馬爾罕兩座塔吉克人口占優勢的歷史文化名城劃歸烏茲別克斯坦,但兩國均堅稱它們是本國歷史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當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踐開始時,兩國其實都想在國際政治的舞臺上對外輸出其關于文化和領土的主張。

對于塔吉克斯坦來說,不論是物質或非物質的文化遺產,其有可能向教科文組織提交的對象都位于或起源于烏茲別克斯坦現有領土上的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就算是其一直想樹立的中亞第一個伊斯蘭王朝即薩曼王朝的文化旗幟,其歷史上的主要城市現在也都位于烏茲別克斯坦和阿富汗境內。另外塔吉克斯坦國土面積較小,居住于國內的塔吉克國民甚至比國外的塔吉克族人數還少。據統計,阿富汗有820 萬塔吉克人,而塔吉克斯坦境內的塔吉克人僅有620 萬人,另外還有140 萬居住在烏茲別克斯坦。[23]

沙士木卡姆是一種宮廷古典音樂形式,擁有復雜的旋律、成熟的詩歌體系、優美的節奏,這是一種對聽眾要求很高的藝術形式,本質就在于聽眾與表演者之間自發的對話。[24] 在蘇聯時期,該藝術形式一度被音樂學家認為是老舊的單聲部音樂。到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該藝術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同時也和兩國的民族認同產生了關聯,進一步在兩個國家中發展出了不同的變體。在烏茲別克斯坦獨立之后,沙士木卡姆立即就被提升到該國杰出的音樂文化之象征的高度:這是一種優秀穆斯林和優秀國民應有的高尚文化追求,也是正直的人格個性與民族身份之文化修養的必要組成部分。[25] 而塔吉克斯坦獨立時卻遭遇了政府危機并爆發了內戰,20 世紀90 年代時沙士木卡姆被邊緣化,淪為一種主要分布于“北方”的音樂形式。[26] 塔國內戰結束后,在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協助下,沙士木卡姆作為國家性音樂文類的地位得到了恢復,首都杜尚別還建立了國家沙士木卡姆團、沙士木卡姆學院,并設立了沙士木卡姆節。

即使回到蘇聯時代,沙士木卡姆的語言及其民族屬性也是十分敏感的話題。20 世紀20 年代,一位猶太裔著名音樂家阿塔·加拉勒(Ata Jalol)的演述首次被謄錄為西式樂譜并在歐洲出版,但是為了回避語言問題可能引發的爭議,歌曲的文本部分在出版時被刪去了,原因就在于,這位音樂家在很多章節的演述中都使用了塔吉克語。到了六七十年代,該書的歌曲文本終于在烏塔兩國分別出版,但是這兩個版本沒有任何關系,也并沒有提及對方。此后,這兩個沙士木卡姆的文本進一步在兩國的文化建構中發揮作用,影響到了兩國音樂傳統的走向。有意思的是,雖然當代的沙士木卡姆歌手多數都是說雙語的,但烏茲別克斯坦歌手在公開場合的演述只使用烏茲別克語,而且塔什干音樂研究機構的學者、音樂家也有意忽視該傳統的塔吉克語版本。與此同時,雖然烏國絕大多數人都承認該藝術形式為兩國所共享,但同時又認為它是烏茲別克人民的財富、烏茲別克歷史文化的明珠。這樣的情況在塔吉克斯坦也大同小異,例如該國學術界一致認為布哈拉的沙士木卡姆在歷史上、現實中都是塔吉克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且認為烏茲別克斯坦長久以來一直在侵蝕塔吉克文化,并直接造成了塔吉克文化在文獻記錄中的失語。[27]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和現實背景中,烏塔兩國的聯合申報就顯得意味深長。因為雖然遺產的所有權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不會引發爭議,但是如何界定遺產擁有者在烏塔兩國的個案中是一個敏感話題。該遺產項目的申報文本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采取了回避沙士木卡姆的民族起源、重點強調其歷史地理分布的策略,同時指出歷史上很多著名歌手都是布哈拉的猶太人,正是晚近的移民潮使得該項目失去了傳承人,需要對其加以保護。這就巧妙地避開了申報本文中描述遺產項目擁有者的相關部分很容易觸碰到的民族問題紅線。此外,沙士木卡姆意為“六個木卡姆”,shash 在波斯語和塔吉克語中是“六個”的意思,maqom 則是阿拉伯語,意為模式或法則。該項目除了在視頻材料中提到“沙士木卡姆”是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合成詞外,在文本及各種介紹性文字中均未提及其語言背景,這也就避開了其與塔吉克語和烏茲別克語的關聯。

這些情況加上最近幾年烏塔兩國因“羅貢水電站建設項目”引發的爭議,以及領土爭端所導致的愈演愈烈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對抗,使得沙士木卡姆項目在列入非遺名錄之后很難開展文化上的國際合作。此外,該項目的保護資金主要投入到了烏茲別克斯坦,而該國的保護項目雖然聲稱要聯合塔吉克斯坦方面的學者和傳承人進行保護,但所有人都知道這僅僅是一種口號而不具備任何實質性的內容。其實,除去兩國之間在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之外,兩國之間的矛盾焦點在于由能源、交通之爭引起的經濟問題。雖然中亞地區的能源問題存在著政治化的傾向,但是兩國之間的關系將隨著中國、俄羅斯、美國等大國關系在該地區的消長而發生變化。[28]

  四、余論:朝向實質性的國際合作

綜上所述,在2003《公約》框架下,聯合申報為參與雙邊或多邊的國際合作提供了具體的工作機制和互動平臺。但聯合申報并非一蹴而就,而往往會面臨更多意想不到的挑戰,這是在思考今后的聯合申報及其可能性路徑的同時,需要各利益相關方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29]此外,國際合作絕非聯合申報這一條路徑可走,我們當有更多的選擇和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思路就是要實現跨體系的國際合作,而且中國政府也一再強調這種合作必須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秉持平等開放、和諧包容的原則,以市場運作實現互利共贏。[30]如果說政治、經濟上的跨體系合作可以通過維護國家安全、穩定地緣政治、各國經濟增長等可以量化的指標來衡量,那么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交流、互鑒乃至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尊重、包容、理解,相對而言將面臨較大的挑戰,這也是國內外專家在評價“一帶一路”倡議時達成的若干共識之一。換言之,文化上的和諧、對話,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并非處于從屬地位。如果僅從政治、經濟的角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注重從文化和睦、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角度出發加強沿線各國之間的深度交流,那么“五通”和“五路”在未來的發展或許也會遇到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在實踐層面,利益共同體的概念或目標應該是“一帶一路”倡議中開展國際合作的基礎。正如我們在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聯合申報項目中所觀察到的,兩國之間在政治、經濟上的矛盾導致文化上的合作淪為一紙空談,其共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政治斗爭的附庸和犧牲品。相信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問題必將存有緩和的可能性。只有在利益共同體的意義上建設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解除彼此之間的政治猜忌和經濟封鎖,與各國人民息息相關的各項事業才有推進的可能性。反過來說,這也將是“一帶一路”倡議為歐亞大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國際合作帶來的重要契機。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與絲綢之路一樣是跨越不同地理區域和民族文化的,我們不能忽視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因素之間的關聯和互動。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儒家秉持溫和的中庸之觀念,至少在目前來看不具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在長期的跨文化傳播中形成的比肩之勢,這將是“一帶一路”建設深入發展之后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31] 筆者并不同意這種非要“比個高低”的看法,畢竟文化間乃至宗教的平等對話才真正有助于溝通和合作。中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深入合作與互動交流,不僅是一種站在全人類高度對沿線各國文化傳統和文明成果的尊重和欣賞,也是致力于共同保護人類遺產的切實行動。更為重要的是,在2003《公約》搭建的國際合作機制中,促進文化間對話,提升文化活力,弘揚保護文化多樣性,順應各國民眾可持續發展的訴求,就有助于營造美美與共的合作氛圍。立足于一些具有前瞻意義的案例,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闡揚利益共同體意義上的文化包容性,應該能夠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可持續發展和全面實施提供有益的話語空間。


注 釋


①由于表格字數所限,該表中的申報國名稱一律采取了簡稱形式。部分項目的漢文名稱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口頭傳統研究中心根據教科文組織公布的項目英文目錄組織翻譯的。需要說明的是,負責申報文本技術審核的2003 年《公約》秘書處以短橫線連接聯合申報的相關國家,并以國名全稱的英文首字母排序,表明這些國家的平等與合作,但打頭的第一個國家并不都是牽頭聯合申報的國家,這里我們一仍其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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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Z]. 巴黎:教科文組織,2003,第一章第一條.轉引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處非物質文化遺產科編. 2003 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基本文件(2016 年版本)[Z]. 巴黎:教科文組織,2016,5.

[11] 同上,第一章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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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 詳見郭翠瀟“. 一帶一路”國家非遺名錄項目數據統計與可視化分析[J].民族文學研究,2017,(4).

[18] 上述資料來源于聯合國教科文官方網站非物質文化遺產頻道的統計數據. UNESCO. Browse the Lis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gister of good safeguarding practices[EB/OL]. https://ich.unesco.org/en/lists?multinational=2&display1=candidature_typeID#tabs,date accessed:201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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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關聯合申報的相關討論,可參考同期專欄文章:朝戈金“. 一帶一路”話語體系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J].西北民族研究,2017,(3).

[30]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EB/OL]. 國家發改委網站.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30_669162.html,2015-03-30 /2017-06-25.

   原載于《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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